汉世祖 第913节
而王英豪见老管家把实情道出,也不由瘫坐在那儿,干脆不起来,垂头丧气的。“啪嗒”两声,手中的利剑滑落在地上,王彦升笑了两声,笑声中带着些凄凉:“老夫英雄一世,晚年竟然还要遭此屈辱,堂堂的公府,竟然要靠借债度日,贻笑大方,贻笑大方!”王彦升很气,同时也很不解,怎么会这样?按理说,即便只靠他郡公每年的俸禄,都足以养活这一大家子了,当然,脑子里浮现出那一笔笔巨大的支出项目,这点理所应当的念头迅速变成了灰色……
即便刚强如王彦升,面对这样的情况,也有些扛不住了,再度坐下,失魂落魄一阵,抬眼发问,语气中透着无尽的疲惫:“都向谁借钱了?”
王金低声道:“乡里的一些郡望贤达以及富商,另外就是洛阳大商康宁。”
“康宁!”王彦升回忆了下,道:“那个卖皮货的?”
“是!”王金道。
“他还做起借钱的买卖了?”王彦升淡淡道。
“他不向一般人借,据说,有不少达官贵族,都向康宁伸过手,都来者不拒……”
“这等把戏,你们看不出来?”王彦升讥讽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与老伙计。
王英豪开口了:“府上只向康宁借了五千贯,已经还了一部分,利钱也不高,康宁也从来没向公府提出什么过分要求!”
说这话时,王英豪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的情绪,王彦升的心则是沉到底了,怎么就生了这么些蠢钝如猪的儿子。以前觉得长子还有点为数不多的聪明,但如今看来,这样的小聪明,只会取祸,还不如一直当个米虫的两个弟弟。
“等他开口的时候,还容你拒绝?”王彦升冷冷地盯了王英豪一眼,连怒气不争的情绪都没有了。
沉着脸,思考良久,王彦升看向王金,吩咐道:“你去告知准备南下的儿郎们,让他们安心等待两日,钱款费用,老夫一定准备好!”
“可是,府中实在无多少活钱了!”王彦升说得信誓旦旦,王金可没有任何底气,忧虑地提醒道。
“你要背我令吗?”王彦升给了个冷漠的眼神。
“不敢,老奴这便通知下去!”
王彦升则没有理会三个儿子,捡起地上的剑,翻舞两下回鞘,叫上那几名库管,朝库房而去。
……
八方楼,位于洛阳北市内,是一座规模中等的酒楼,名气不小,菜色极佳,尤其是四海八方的美味都汇聚于此,其主人,就是洛阳大商康宁。
几十年风云变幻,对大汉的商界也是如此,在手工业大发展、商品经济大扩张的历史背景下,崛起了一批又一批的富商,同样也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大贾,而能几十年屹立不倒的,才真正有资格得到“大商大贾”的称号,其中所倚仗的,也绝不仅是善于经营的聪明头脑,在大汉这样的特权社会,背景才是第一位的。
康宁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,出身不算普通,原本叫康延宁,乃是前朝大臣康福的族侄。而康福乃合川伯康延泽之父,而王、康两家才因为孙辈之间的冲突坏了关系,而康延泽与康宁一脉关系似乎又不怎么好,这其中的关系,有些复杂。
说到康宁,他起步很早,还在天福十二年的时候,就已经在从商,那时候还是兵荒马乱的,天下盗贼蜂起,连刚进了开封的刘家能不能坐稳天下都是问题,那时候做买卖,是要搏命的。
而得益于出身,有发家的资本,康宁胆子也大,带着一些族人,又收买了一些盗贼流民,跑到淮南去采(抢)买(劫)粮食,然后输送回开封。
那时候,开封新入了几十万河东军民,最多的是嘴,最缺的是粮,斗米三百文,只要把粮食成功运到,就是暴利,只跑了三趟,康宁的本钱便翻了两番。
不过,粮食的暴利生意,并非长久之道,朝廷虽然默认乃至暗中支持他们从外地搞粮,填补京师,但康宁却很有眼光地提前转向。
康宁转向的目标是在当时利润极其微薄的“运输业”,并且头一个客户就是大汉朝廷,靠着康家的名头,直接找上了当时的计相王章,表示愿意帮助朝廷运粮到前线,为获取信任,首先便捐了一百石面粉,正为大军出征而头疼的王章感其“诚”,同意让他试一试,安排人分类一部分任务给康宁。
从开封到邺城,道路并不远,杜重威叛军又被高行周围困在元城内,而康宁那一伙人又有丰富的运粮经验,连同他捐的,第一批五百石的军粮,成功运抵前线。
有了第一次,后面的事情就顺利了,而整个“平杜”战事下来,康宁带着他的伙计,帮朝廷运了三千多石的军粮,这不比一支辅兵营的作用小了。
而整个运输生意,康宁别说赚钱了,此前粮食生意的利润,全赔了进去。但不得不说,这却是康宁发家致富的开始,严格地来说,他康宁与朝廷而且是朝廷核心权力部门搭上关系的时间,要比康延泽兄弟要早得多,而再没有比在官方庇护下做生意,更有保障,也更能赚大钱的了……
第395章 大商人
帮助军队运输军需物资,并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,尤其对于早期的汉军作战而言,更是只有亏本的,甚至还有巨大风险,若是损耗超过规定,或无故逾期乃至失落辎重,那也是要被军法处置,要掉脑袋的。可以说,早期的康宁,完全抱着对朝廷的一片“忠心”,支援前线。
那时朝廷可穷酸得很,根本拿不出多少额外的款项来用作物资输送,军队的物资转运保障,更多是通过无偿的丁役、徭役,以及军队整编裁汰下来的辅卒。
像康宁这样主动凑上去的,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,很多人甚至引为笑谈,觉得这个人失心疯了。但康宁可不在意这些,就像一个赌徒一般,把财富、命运都压在当时还内外交困、风雨飘摇的大汉朝廷。
不只是平杜之战,后来的河中平叛,以及两次对蜀反击之战,乃至对幽州的支援,康宁带着他的雇从们但参与进去,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,虽然整体占比并不大,但还是起到了对朝廷辎重转运的补充作用,是对官兵东征西讨的积极支持。
亏,是真亏,由兵部(最初是三司使)拨下的那部分转运款项,根本入不敷出,其中还有一部分被截留的。
但是,东边不亮西边亮,借着转运辎重的机会,康宁可以正大光明地游走于汉军的交通线上,拿着朝廷签发的批文,所过各地,自然是畅通无阻,寻常经商走货能遇到的大部分麻烦都得到了避免,毕竟背后站着的是战时体制下的朝廷,靠山是军队,在还未走出武夫时代的大环境下,再没有比刀兵更坚实的靠山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,完成军需转运任务之余,夹带些私货,也是很正常,甚至理所应当的事。而这部分货物,一不用缴税,二能够避免各地关卡的盘剥,再胆大的地方官吏,再骄横的藩镇节度,也不敢对朝廷禁军的“军需物资”抽血……
而对于康宁私下的动作,不是没有举报,但都被按下了,这样的“忠正之士”,朝廷当然是要保护的。
当然,康宁的事业得到大发展,财富得到爆发式增长,还得在朝廷平内乱、却外侮之后,是随着朝廷的扩张而扩张。
淮南之战,可以看作一个开端,为大军转运粮草辎重依旧是主业,但伴随着的各种“副业”去明显增多了,毕竟此前的战争基本都是立足于国土,很多手段是不能使出来的。
而淮南则不同,那时候属于“唐土”,那是敌国敌民,虽然刘皇帝一开始就将之看作自己的地盘,但下面的将士们,尤其是一些带有“朴素”认知的底层官兵可没有那么高的觉悟。
那时候的大汉,上至达官贵族,下至贩夫走卒,可都饥渴着,出征的汉军,名曰王师,奉诏讨逆,但实则就是一头头眼泛绿光的恶狼,而淮南则是一大块肥肉。
虽然已经有意识地对汉军做着约束,但那只是大的方面,秋毫无犯是不可能的,即便率先攻入扬州的赵匡胤军,在赵匡胤的严厉约束下没有大肆抢掠,但实际上仍旧有“打草谷”的行动,这还是和契丹人学的。有些战争规则,是轻易挑战不得的,否则就容易引起变乱。
小民没钱,商贾富农总能“借”点吧;郡望贤达不便轻动,那些不服王化的顽固份子总要抄家灭族的;官仓府库中的东西不能动,“战场缴获”将士们是总要分一杯羹的。
因此,在淮南战争中汉军所取得的一切斩获,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,朝廷占大头,军队占小头,剩下一点留给新成为大汉辖地的淮南道。
而像康宁这样的人在其中,则是跟着朝廷与军队吃点残羹冷炙,喝点残汤剩水,但即便如此,那也足够其吃饱喝足,甚至撑破肚子。
看看康宁在淮南之战的半年多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,除转运辎重之外,就地“组织”民夫丁壮援军,筹集军需,甚至还杀过唐军败卒子,看守过俘虏,维持过城市治安……
战争从一方面而言,是耗损巨大的,但从有些层面来说,却又是一个暴利生意。作为胜利的一方,参与其中的上上下下、方方面面都饱食一顿,受到损失与伤害的是惨兮兮的江南朝廷与江北淮南成千上万的百姓。
而康宁仅仅通过从官军将士手中收取各种“战利品”,毕竟哪怕排除上交的部分,基层官兵们手中掌握的东西数量也是巨大的,当初汉军在淮南,不说刮地三尺,一半总归是有的。
对于将士们而言,相比于金银钱帛这样的浮财,有许多东西都是不方便携带,更是行军的累赘,最好是能变现的,而康宁恰好满足了一些官兵的需求……
在这个过程中,他赚取些利润,是合情合理的,而一般的丘八,也不在乎交易背后的弯绕,只关注拿到手的钱财。
在淮南之战结束,大军凯旋,能活着回京的官兵都是腰包鼓鼓,同样的,有不少京城商贾看中那些“战利品”,就连三司使都得拿出一部分战利品变卖以弥补财政,准备抚恤犒赏。
而这样的生意,像康宁这样的聪明人,早在淮南就已经干过了。
有淮南之战的经验,后续干起这些事来,就更加得心应手了。取荆襄,收湖南,灭孟蜀,都是一般的模式,哪怕是当时已经一片凋零的湖南,都让康宁搞了不少“特色产品”,而平蜀之后那场变乱的背后,则是一场饕餮的狂欢盛宴,入蜀汉军们平叛立功,似康宁这样的“官商”则像秃鹫一般啃食这大军犁过剩下的腐食烂肉。
一直到第一次北伐时,大汉的财政已经宽裕不少,也开始打富裕仗了,那时候为满足北伐军辎的转运需求,通过民间车船商队分担压力,规模也更大,在价钱上也让利了。
但那时,已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参与进去了,有资格的除了康宁这样的上车早的,就是由一些背靠权贵抑或干脆就是退役官兵组成的商队,而那些散船、散车,只是通过这些人拉活罢了。
当然,这仍旧只是一种运力上的补充,他们效率更高,损耗更小。只是朝廷不可能把关键物资以及大军后勤寄托在这些商贾商队身上,最主要的还是辎重部队,以及几十上百万的地方民丁,这些可是丁役,朝廷在前期基本只需要承担转运路程上的损耗,等战后才需根据情况发放一定抚恤。
而与过去发战争财有所区别的是,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,康宁很克制,因此避免像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那般被安上囤积居奇、乃至通敌叛国的下场,财产尽没不说,还家破人亡,永世沉沦。
康宁发力,是在战后,帮助打扫战场,尤其是南口、锦州这样的大战场,其中残存、遗漏的,可有不少好东西,敏感的东西不敢碰,但军民两用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整理。
在汉军很多战役之后,一些普通的剩余物资,都是直接分给随军民夫以及当地百姓的,就更别提损坏的粮、木、衣、铁,死伤的马匹牲畜了。
如此风雨三十年,等大汉一统南北,北逐契丹,天下逐渐安定下来之后,康宁所积累的财富已经是十分可观了。
于是康宁开始尝试着开始转型了,王彦升印象中“卖皮货”的,就是康宁后来经营起来的,专门收集各种上好皮毛,制成各种皮具,为此还专门地建立了几座大的手工加工场。
所制皮货,大部分是卖给兵部下属的军器坊以及军队,这可是皮货消耗大户,而对民用,则主打高端市场,十多年下来,已是大汉城市高档皮具市场的领头羊……
第396章 天花板
当然,不论怎么变,怎么扩张,发家的业务,康宁是没丢的,与官府的合作,与权贵的关系经营,都需要每年花费大价钱去维持。
在过去的二十年间,康宁手下的那支扈从队伍,始终维持着组织,非但没有解散,反而有所壮大,挂着“康”字旗帜的商队,几乎随处可见,足迹遍布大汉东西南北。
毫不讳言地说,靠康大官人衣食的人,数以万计。当然,这种主要依托于商业人身依附,并不是那么牢靠,要养这么多人,并不容易,除了有钱,还需有粮有肉。
大汉许多商贾,但凡经营有成,赚取了一定利润,便忍不住买田置地,将骨子里对土地的贪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康宁也不能免俗,家乡蔚州是必然要有产业的,置地万亩,在山阳圈牧场万顷,不少扈从雇佣都安排在其中,但这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。
跟随康宁的那批人,来源众多,成分复杂,但在康宁的带领下,大多具备一点特性,那就是狼性,是习惯“吃肉”的。
当国内趋于安定,当大汉逐渐停下扩张的脚步时,康家却没有停止,相反,他们是自发地向外发展,尤其在海外贸易上。
最早在南洋搞“武装拓殖”的人与势力之中,就有康家,当然,从事后来看,康家的海外征途是有些巧合因素的。
最初是为了搞香料贸易,后来则是为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。当年,康宁在湖南也是偷偷开了几个银矿的,获利颇丰,这自然是违法的,尤其在朝廷进行货币改革之后。
只是,由于当初以勋贵张进为首的滑州贪腐案,又引出了赵匡美私开银矿案,闹得沸沸扬扬,朝廷也籍此对各地的私开的金银矿大加打击。
连荣国公的弟弟都保不住,还主动投案自首,康宁生意虽然大,自是也扛不住的,主动断臂求生,将手中的私矿上交朝廷,还花费了大代价,给中原水灾受难百姓捐了一大笔钱,方才幸免,那也是康宁商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。
但是作为一个商贾,最突出的特质便是逐利,疯狂的逐利,尤其在品尝过甜头之后,开矿虽然辛苦,但绝对是一本万利。国内政策严,限制多,但国外便是一片海阔天空,任其遨游。
于是,康宁组织了好几批人出海,康家商队的足迹也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当年郭良平打三佛齐,夺蒲罗中岛时,康氏船队的扈从、水手可都是积极支持,鼎力相助,除了后勤帮助,甚至自带武器,上岸打仗杀敌。
当然,这个过程中没有亏的,死伤些人不算什么,圈夺的土地,占领的矿山,其中之利,是数倍乃至数十倍。和许多人感受到的一样,对于大汉的食利阶层而言,海外实在是太自由了,什么手段都能使,还不怕被人攻讦清算……
这十多年来,除本土开掘冶炼的部分金银,海外的金银是大量涌入大汉,也使得银价不断下跌,但再怎么贬值,一两银子依旧能兑1058文铜钱。
虽然不管是金还是银,还是铜,输入国内,都被受到朝廷的“剥削”,被狠狠地宰上一刀,但依旧是暴利。而成本,不过役使一些土著,开山挖矿罢了,十分低廉。
到如今,康宁在海外已有大小矿十余座金银矿,仅银每年便出产近两万斤,这甚至快超过朝廷在湖南所设银监的收入了。
而对于许多金银矿收获,康宁都是瞒着的,大部分采掘所得,都被他藏起来,不敢暴露,实在是太多了,让人害怕,即便是康大官人,也有种小儿持金过闹市的感觉。
不过,这也快瞒不住了,在海外搞开矿生意的人并不少,同行人即便一时摸不清楚,也能有所估计,至少能够一采数年乃至上十年的矿,价值绝对不小。
同时,在高丽、日本这样金银盛产的地方,康宁也有涉足,当然,这就需要和两国的权贵阶层合作,在其中过道手,赚个“手续费”,康家遍布五湖四海的商队,在贸易流通上的优势实在不小。
不管是眼光卓绝,还是运气使然,几十年下来,康宁始终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即便有所坎坷波折,最终总能跨过。
如今的康宁,也能算是功成名就了。论名气,四海扬名,几十年的“传奇生涯”,让他为天下商贾引为榜样;论财富,不说富可敌国,腰缠数百万贯是一定的;论影响,若把海外的土著奴隶算上,十万人指着康大官人吃饭;论地位,大汉的权贵之家,大多是能作为座上宾登门拜见的,连太子殿下都亲自接见过,听他讲述海外拓殖的经历与收获……
人生已是如此辉煌,但康宁仍不满足,钱财名气都有了,而且很多,但也正因为铜臭味太重,也使得他饱受非议与鄙视,虽然他自己也清楚,很多针对的来源只是因为眼红嫉妒。
但是,越缺什么,就越想得到什么。在大汉,显然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,这是一个等级分明近乎严苛的社会,虽被称呼为“康大官人”,但没有功名在身,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布衣平民。商贾在这些年,社会地位是有所提升的,但依旧有限,在不少读书人眼中,还是不如那些手工业者与农民。
哪怕腰缠百万贯,很多行为都是受到限制的,有些衣服不能穿,有些车不能坐,有些礼仪不能表现,做了就是逾制,而名气越大,被盯得越牢。
因此,在风光的背后,康宁实则很压抑,尤其是内心之中,充满不甘。因此,过去的二十年,他一直追求的,早已不是财富,而是如何更进一步,如何由富而贵。
财富积累得越多,也越清楚,在大汉,没有权力支撑的财富,是何等的脆弱,就有如沙滩上的建筑,风一吹就散了。过去的几十年,也见识到了太多豪商大贾,被朝廷当猪一样宰……
曾经康宁是有过机会的,被时任江西道布政使的钟謨引为幕佐,后又被荐为参政,由康家的实力,以及过去对朝廷的功劳,吏部也特许了,上上下下一团和气,共襄盛举。
只可惜,后来此事为刘皇帝知道,对于康大官人的名气,刘皇帝自然不可能没有耳闻,早年之时还因有这样的“义商”表扬过。
然而,当得知他得知此事后,却笑了笑,说了句让人惶恐不安的话:“参政官虽不大,但也是道司要员,那康宁朕听说过,很会经营,生意做得很好,当了官,想来更方便其赚钱了……”
随后不久,康宁的官就丢了,有意思的是,将康宁当官之事情偷偷捅出去的,正是合川伯康延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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