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世祖 第542节
而韩熙载进入两浙之后,行事也多师出有名,迁豪行动,也多从那些风评较差的土豪劣绅开始,算是充分考虑民情民意了。然而,即便如此,引起反弹之剧烈,反倒超过了江南与江西。对于很多吴越豪强来讲,他们是真的不欢迎大汉的统治,他们更喜欢钱氏当政。
大乱之后,必有大治,这大概是能够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话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,原有的秩序,被彻底打破,社会资源与财富在这场大乱中,得到了实际上的再分配。
因为这场叛乱,吴越人死者达十三万之多。事后被外迁的人,更超过二十万。而吴越叛乱的平息,也代表着朝廷在东南的大整顿,告一段落。
终究,没能像刘皇帝所期待的那般,平稳过渡。也可以理解,涉及到社会变革、利益分配的事业,还是在短时间内要起到效果,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。
一场腥风血雨,代价固然不小,也扫平了大量障碍。现如今,刘皇帝可以自信地讲,东南地区可保百年无虞。
而从开宝元年开始,一直到开宝四年,三年多的时间内,朝廷自两江及两浙地区,共外迁四十余万人,其中半数落入了荆湖南道。
剩下的,关内消化五万,陇右三万,山阳三万,余者散布中原河北。经过那些纷纷扰扰后,东南地区,也逐渐成为让刘皇帝满意的符合大汉统治的秩序状态。
韩熙载东南安抚使的职位,在开宝四年三月,被正式撤销,召还东京。在东南的这几年中,他曾遭遇了七次刺杀,在第四次的时候,差点丢了性命,可见那些利益被触犯者有多恨他。
同样的,在朝中,非议也从来没停过,等回到开封的时候,韩熙载已是身心俱疲,直接向刘皇帝辞官。
刘承祐不同意,授集贤殿大学士,去编书,过点轻松的日子。
第72章 雷王之争,西北现状
在过去的两年中,大汉朝堂之上,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,政治上的稳定,往往表现在人员的稳定上。魏仁溥、窦仪、王溥这三名宰臣,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,魏仁溥宽厚有度,顾大体;窦仪刚正清介,谨循礼法;王溥年富力强,好学不辍,人誉有宰相之器。
对于大汉的官制,也再度梳理了一遍,将散武勋与朝廷实授官职进一步区分明确,这一点并不难,在唐制的基础上,糅合当下大汉国情即可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,再度裁撤了一批冗官。
官职名称上最大的变化,要属三司使了,为了与禁军三衙、三法司以及地方三司加以区别,正式设立财政司,下辖度支、户部、盐铁三部,财政司长官呼为计相,写入《汉会典》,由此,财政司的职权与地位,进一步拔高,为中书令下第一人。
在财政体制整改确立的过程中,爆发了开宝年来第一次比较剧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,前三司使雷德骧与户部尚书王溥之间的对抗。
自从王溥回朝,被安排在三司后,作为原三司长官的雷德骧就始终处于一种阴霾之中。在雷德骧看来,王溥就是来抢班夺权的,仗着皇帝的宠信,在三司指手画脚,竟然使他这个堂堂计相,被排挤在开宝新政的核心领导集体之外。
论才干,雷德骧自诩不弱王溥。然而,论人缘,人皆赞王溥美姿仪,有风度,而雷德骧过于刚直,性急躁,常有犯上欺下,风评就差了不止一筹。若论与皇帝关系之亲近,皇帝的信重程度,那就更没可比性了。
性格有的时候,也确实决定命运,忍了两年多,雷德骧选择了抗争,还是正面针对王溥,对其言行进行挑刺,对其工作进行阻遏。使得三司在一段时间内,纷扰不断,甚至耽误了度支工作。
最终,惹恼了皇帝。作为皇帝,刘承祐自然是乐意见到臣下们有竞争,有对抗,但要有个度,有底线,不能怀了国家法度,耽误公务。
当雷德骧以私怨而废国事之时,刘皇帝自是不能容忍。最终,雷德骧被罢计相之职,外放陇右,知兰州。这样的处置安排,也是遵循一种默契的规矩,雷德骧终究是朝中重臣,虽不容于朝堂,外放地方,仍能居要职。
当然,也是因为在刘皇帝看来,雷德骧为相欠缺明显,为一方之任,则绰绰有余,再加西北地区,本就是用人之地。
就结果而言,大汉的朝堂斗争,也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,不至于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。这也是,刘皇帝当政后,经过十多年的时间,方才逐渐养成的规矩,从边归谠到李涛到,再从范质到雷德骧,历次有高官重臣被排斥出京,都不失要职重任。
雷王之争,以王溥的完胜而告终,王溥籍此,官拜财政使。从头到尾,面对雷德骧的挑衅,他所采取的应对方法,就三点,一退二忍三让,让到最后,皇帝插手,雷德骧外放,他则一跃到位,成为政事堂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。
在雷德骧西行赴任之时,王溥还亲自前往送行,一笑泯恩仇固然没那么简单,但王溥在士大夫之中的名望却日益增高,容人之量也成为了其政治标签,再加上回朝之后,王溥也举荐了不少人才,使得他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。
在大汉的开宝时代,在这个耀眼的舞台上,王溥注定是颗政治明星,散发出夺目的光芒。
提及西北,不得不说,并不算安稳。尤其是河西地区,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安排,尤其是军队戍守,更是强而有力,但是当年过度的杀戮,后遗症也显现出来了,仍旧叛服不定,虽然每一次都被汉军强硬地镇压,但总有人跳出来,反抗大汉的统治。
两年的时间下来,原从属于甘州回鹘统辖下的人口,已经锐减一半,都是在动乱中,或死或逃。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接受,但是事实就是,在大汉的统治下,甘肃地区反倒不如回鹘人统治时期安宁。
而几支逃出甘肃的回鹘人,也不消停,尤其是西迁至沙州西南的一支,两年的时间内,竟然有五次聚众袭扰瓜沙甘肃。他们人口不多,军力不强,但深谙游击之法,就像苍蝇臭虫,打不倒你,咬不疼你,就是让你不胜起烦。
最大的一次,联合了一些吐蕃人犯边,杀掠沙州百姓三百余人。为此,河西的戍军,已经准备进行一次突袭,将这支烦人的回鹘余孽,彻底消灭,顺便打击那些不安分的吐蕃人。
归义军,已经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,享受着朝廷的重爵厚禄,西平公曹元忠、广安伯曹元恭高调东归,到京城享福,当地豪族也陆续内迁,分散安置在关陇一带。
河西走廊,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了,但丝绸之路,依旧断绝,商旅难兴。除了局势不够安稳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,还在于西域的局势。
距离辽军西征,已经快五年过去了,在这五年中,辽国是大获战争红利。根据从契丹内部刺探所得消息,通过攻略西域,辽军共掠得牛马驼羊各类牲畜超过一百三十万头,金银财物更数不胜数,超过十五万的西域各族青壮男女被押送回契丹国内为奴……
而所付出的代价,只是不到两万人的伤亡。在见到攻略西域的好处后,辽主耶律璟曾给耶律斜轸增援过一批兵马,共计两万余部族兵,当然,除了支持西征军外,也因为汉军收取河西的行动,不得不加强西域辽军的实力,以免大汉背后捅刀子。
而在开宝二年冬,在耶律斜轸陆续讨平轮台地区的回鹘主力后,再度集中兵力西进,攻打龟兹,这一回,回鹘人没能抗住,到开宝三年春二月,前后坚持了一年半的龟兹城被破,西州回鹘也就此被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。
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辽军西征,给西州地区带去了多大的破坏,但也能大概给个测算。战前西州回鹘拥有百万人口,刨除死亡、逃迁、掳掠之众,到开宝四年,西州剩下的人口也就四十万左右的,这还是在攻略后期,耶律斜轸有意识地控制杀戮。
可以说,西域的历史,进入了一段沉沦期,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。
而高昌回鹘的覆灭,并不代表西域战事的终结。在讨平龟兹之后,因为于阗发兵救援回鹘,与辽军为敌,耶律斜轸遣师南下,意图将之一并消灭。
结果,遭受重挫。此时于阗的正式国号为“大宝于阗国”,其国王是统治了于阗半个世纪的李圣天,在老国王的率领下,于阗竟然击败了辽军,斩俘两千余。
耶律斜轸大怒,本欲亲自挥师进讨,更大的麻烦来了,扩张欲望正盛,正无处发泄的黑汗王朝正式参战了,打着传教圣战的名义,大举东进。
黑汗军队,论组织性,并不弱,装备也算精良,更有圣战的光环加持,但是辽军却小看了他们,因为不了解,于是吃了大亏。
双方第一次会战,是在开宝三年三月,战于拔达岭,辽军两万,黑军三万。结果辽军大败,在黑汗重骑以及那些狂热圣战者的冲击下,存有轻敌之心的辽军,完全抵挡不住,损兵四千余。
那一仗是辽军西征以来,遭遇的最大挫折,头一次被打得没什么脾气,虽然参战的辽军,有近半数都是回鹘的仆从军。
有一败,就有第二、第三,黑汗王朝的军队突破天山,向东挺进,先后在倭赤、末蛮、姑墨击败辽军。而一直退到龟兹,辽军才在耶律斜轸的带领下,稳住阵脚。
辽军前后,损兵上万,包括契丹本部的军队。接下的局势,对辽军来说就不容乐观的,甚至得用悲观来形容,因为他们在西域的作为,是不能失败的,而一旦失败,靠武力暂时压服的回鹘人定然不稳。
而反弹来得很快,当辽军失败的消息传开后,高昌的回鹘旧民顿时就开始躁动,乃至暴动。
在堪称危急时刻,还是耶律斜轸发挥着他的军事才能,利用黑汗人连胜之后,骄纵急进,轻敌少备,暗集精兵,在龟兹城下,设伏击之。靠着大棒重锤以及斩马腿的战术,破了黑汗重骑,并乘胜追击二十余里,杀俘五千余人。
由此,辽军的危机暂时解除。但是,在接下来的一年中,黑辽双方,在龟兹以西的塔里木河流域,继续大打出手。
或许有些出人意料,哪怕有耶律斜轸这样的统帅之才,辽军也难以占据上风,最重要的原因,还在于辽军问题太多,因为杀孽太多,西州破坏太严重,无法予以足够的支持,而背靠的契丹,又属于远水,不能解渴。
相较之下,黑汗人是待高昌血流尽,在辽军久战兵疲之后,方才趁隙而动,自然占据着上风。在这样的局面下,契丹人在西域形势日蹙。
如此,倒使得于阗国大松一口气,在南面看戏……
而西域战乱对大汉的影响,大抵也就体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阻断了,看辽军遇到黑汗这块硬骨头,甚至还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。
第73章 西北隐患
如果要说大汉哪处情况最复杂,统治难度最大,那么毫无疑问,西北地区,尤其是关内道北部以及收复时间还不算长的河陇之地。
汉夷杂处,戎狄环伺,民族问题是其根本原因,当然,自古以来,常有西患,这不是件值得惊奇的事。
只是,对当即的大汉而言,所面临的困难,又远超前代。毕竟,中原政权,失去对河陇之地的控制,还从来未似唐时沦于吐蕃之手那般久,即便有归义军昌盛一时,也不过黄粱一梦。
等大汉重返河陇,所面临的,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民众基础的情况。吐蕃、回鹘、党项、羌等胡人,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。
虽然,大汉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,接纳各族百姓,各方势力也因为帝国的强大而俯首陈臣,但在推行汉制的过程中,仍旧避免不了矛盾与冲突,降而复叛实属寻常,流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。
一些骚乱,一些困难,一些阵痛,对于偌大的帝国而言,或许算不得什么,但是在同化统治的执行上,朝廷还是很坚决的。
另一方面,由于统治重心的东移,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慑,也使得中央对于西北地区的掌控能力,也不如强的前代那般强,堪称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最弱。
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,自长安自开封之间有多遥远,也代表着朝廷对西北统治的难度增加了多少。
不过,在近两年,新旧民之间的矛盾,也益发凸显出来了。从当初折从阮平定西北叛乱之后,以汉民稀少,十余年间,对于西北边州,朝廷一直都在进行迁户实边的政策。
根据朝廷官方的记载,前后十五年的时间内,大汉一共向西北地区迁徙了三十余万众。不要小看这个数字,即便以西北之大,已然可观了。
而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,关中蜀乱之后,徙乱众置边;灭蜀之后,又迁豪强以及叛众;再加上,对东南大户的满满强迁。
耗了这么长的时间,费了这么多的精力,自然见到了成效。至少,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,变得合理了些,西北地区,汉味华风也更重了些。
但是,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,填补汉民缺口的同时,也直接考验着官府的统治能力与手段。治安问题,风俗冲突,新旧矛盾,各种各样影响西北和谐的问题,是层出不穷。
在许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来,这些外来的人,是罪人,是流民,是来抢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恶狼。
而大部分迁户,对此,本就不乐意。三十多万人中,只有不到两成,是从全国各地搜罗的无地农民、贫民,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迁户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闯到想法的人。
剩下的,不是流放的罪民,就是强迁的豪强、地主、平民,要么就是像川蜀、吴越这样的叛乱余众。
这些成分复杂,且多含怨气的人,又被安排在西北这种多乱之地,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。这大概就是,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,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了。
也就是,当下的大汉朝廷权威正盛,而对西北地区也足够重视,统治也足够强力,并且迁户都是分散安置的,问题还不算尖锐。
但是迁户的问题,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。京城内外,不乏有识之士,比如有西北为政经验的郭侗就曾上表刘皇帝,讲迁户问题。
已经升关内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,也曾上表,提醒朝廷,说西北迁户,多怀怨望,希望朝廷能够加以重视。
对此,刘皇帝给了积极的反馈,除了几番降诏西北各道州,善加处置民族以及新旧民事务之外,也暂时停止了继续向边州强迁人口的政策。
毕竟,刘皇帝移民实边,是为了平衡人口,巩固统治的,一定的民怨与反噬可以承受,但若真因为此政策,搞出什么大乱子,那可就是得不偿失。
如果,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诸胡搅扯到一起……那种情况,想想都头疼。
当然,刘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安因素,就为实边政策感到后悔。毕竟,比起那些胡虏,被迁之民,终究是汉人,长受汉家文化熏陶,不管有多少怨气,统治起来,总归要更容易些。
而他们在戎狄横行的地方,想要生存下去,除了朝廷,除了华夏这个大家庭,又能依靠谁呢?
朝廷需要做的,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,靠时间去消解那些怨气,在政策上予以优待,比如税收的优惠。
刘皇帝也相信华夏百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,等迁户们彻底在西北诸州扎下根来,终将成为汉家统治可以依靠的力量。
只是需要时间,并且帝国要保持强大与安定。
对于西北诸族,刘皇帝最终还是决定,采取继续同化的政策方针。与西南受限于地理不同,在西北,不论是何族,只要生存在大汉的土壤上,朝廷的力量可以轻松直抵,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。
而各族之中,回鹘人已经残了,吐蕃人分化得厉害,其余小族小部不足为道,到开宝四年为止,值得刘皇帝警惕与重视的,也唯有盘踞在灵夏的党项人了。
虽然政治经济手段齐施,在大汉多年不懈的收买、分化下,定难军、党项人已然不成气候,但终究未伤根本,其仍有谋乱之力。
军情司就向刘皇帝奏报过一个情况,说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难军,又有合流的迹象。原因,一是节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渐稳了,对银、绥二州及党项诸部加以笼络。
第二嘛,问题还是出在大汉身上,讨灭甘州回鹘的行动,最感震慑的,不是他人,正是定难军与党项人。
毕竟,这个时期的甘州回鹘,论实力,或许不如党项人,但一定胜过定难军,结果却是那样的下场。
可想而知,如果朝廷想要消灭定难军,又能费多少力气?
在危机面前,内部的矛盾与纷争,还是可以暂时放下,一致对外。可以说,定南军的分化,有朝廷的功劳,诸李合流,同样是迫于朝廷的压力。
而了解到定难军的情况后,刘皇帝也意识到,想要解决定难军与党项人,光靠政治、经济手段,是远远不够的,军事武力才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并且,拖了这么久,也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大汉舆图上有这么一小块异色,看着也确实碍眼。
而不管是诸族、迁户还是定难军问题,对当下的大汉而言,都是隐患。
第74章 契丹高丽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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