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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节

    徽之答: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,好像是马曹。
    桓冲又问:有几匹马?
    徽之答:不问马。
    桓冲再问:近来死了几匹?
    徽之答:未知生,焉知死。
    两句话都出自《论语》,牵涉到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,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,不问伤没伤马。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,孔子答:未知生,焉知死。王徽之的两处引用,都是故意断章取义,卖弄小聪明。
    对此,桓冲无可奈何,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,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,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!桓冲拿他没有办法,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: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,好好工作,我尽快提拔你!
    王徽之却不回答,只是看着高处,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:大清早到西山去,那里的空气很清新。
    呵呵,这就是魏晋风度。
    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,也是自掘坟墓。试想,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,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,请问还不该亡吗?
    挡都挡不住。
    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,而病因就在士族。士族与贵族的区别,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,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。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,则叫九品中正制。
    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。具体地说,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,叫官品;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,叫乡品。评定乡品的叫中正(中正官),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。这就是荐举制,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,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。
    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,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。但是到了东晋,就只看门地。门地就是门和地,即门第和郡望(籍贯)。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,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。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,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,是王导的族人。
    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。名门望族的子弟,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,叫“门地二品”(一品永远空缺)。寒门和庶族则相反,只能做低级官员。由此造成的局面,就叫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。
    结果又如何呢?
    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,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。一个世家子弟,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,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?因此即便为官一任,也不造福一方。如果有人认真工作,还要被嘲笑,被讥讽,被视为俗气。
    至于国家的兴亡,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。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,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,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?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,不知有国。国难当头,首先想到的是保家,不是卫国,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。
    有趣的是,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,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,地位高,待遇好,事务少,责任轻。繁杂而辛苦的工作,都交给庶族寒门。久而久之,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。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,其他什么都不会,只能做寄生虫。
    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。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,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。一品五十顷,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。更重要的是,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,没占够数的却可以“依法”补足,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。
    至少,也是默许。
    社会不公的结果,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。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,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。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:你这把年纪,就该废掉了。
    结果,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。
    被谋杀的司马曜,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,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,恭帝则被刘裕废杀。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。他被杀前不久,天上出现了彗星,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。于是孝武帝说:敬你一杯酒吧,彗星呀彗星!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!
    当然,也不会有万岁王朝。
    这个时候,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,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。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,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。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,没有精神支柱。他们追求的真实、自由和美,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,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,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?
    支柱倒塌的结果,是精神的空虚、心理的变态,比如酗酒和嗑药,再加奢侈和斗富。最离谱的,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,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。洛阳富豪石崇见了,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,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,株株更高更漂亮。
    如此炫富,岂非变态?
    变态并不奇怪,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。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,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、清高和洒脱,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。他们追求的真实、自由和美,竟只能通过佯狂、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,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。
    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。
    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。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,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,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。这时,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,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。但即便如此,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,比如齐,比如楚,比如秦。
    因此,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,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。种种事实都证明,政治需要新制度,文明需要新生命,民族需要新血液。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,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。
    中华的历史,势必走向南北朝。
    后记
    那些女人  永嘉元年(公元145年),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,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,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。证据是:冲皇帝出殡时,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,李固却浓妆艳抹,搔首弄姿,左顾右盼,走着猫步卖弄风情,只有自恋之意,全无悲痛之心。
    啊!李固是女人吗?
    不,男人。
    但看起来,比女人还女人。
    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,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,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,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。
    何晏他们,则确实不男不女。
    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。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,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,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。精致就追求细腻,难免英雄气短;粗鄙又要假装文雅,只能儿女情长。但无论哪种原因,结果恐怕都一样。
    是的,雄性激素减少,变得娘娘腔。
    娘娘腔盛行于魏晋,除了文明的精致化,也与士族阶级有关。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、日本武士之处,在于后者尚武,前者崇文。文则雅,雅则柔,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。所以,隋唐新文化,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,这正是下一卷《南朝,北朝》要说的。
    不过,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,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。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,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。总之,读《晋书·列女传》和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,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。
    比如许允之妻。
    许允之妻是卫尉(首都卫戍司令)阮共的女儿,长得奇丑无比,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。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,又掉头就跑。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,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。
    于是许允说:妇人四德,你有几个?
    四德,就是品德、言语、容仪、女功。
    允妻答:只差一个。
    接着她反问:士人的美德,夫君又有几个?
    许允答:一个不少。
    允妻说:好德不好色,也有吗?
    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,于是夫妻情好日密。
    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。许允担任吏部郎(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)时,被人举报以权谋私,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。魏明帝接到举报,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,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。
    全家人号啕大哭。
    允妻却镇定自若。她对家人说:不要哭,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。又交待丈夫: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。
    许允听了妻子的话。他对魏明帝说:知人善任,是用人的原则。臣之所选,都是臣了解的人。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。如果有不称职的,臣甘愿领罪伏法。
    查检的结果,是许允被无罪释放。
    回家时,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。
    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、夏侯玄的案子,被司马师逮捕,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。消息传来时,允妻正在织布。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,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: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。允妻说:孩子们不会有事的,用不着藏起来。
    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,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。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: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,那就必须斩草除根。
    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!
    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。她交代两个儿子:既不用担惊受怕,也不用耍小聪明,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。哭是要哭的,但不要太悲哀,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。
    儿子果然平安无事。
    这就是大智慧了。这种大智慧,许多女人都有。只不过在男权社会,她们没有用武之地,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,渡过难关。
    比如辛宪英。
    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(读如皮)的女儿。司马懿发动政变时,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。当时,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,曹爽和皇帝在城外。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,要辛敞也一起去。
    辛敞拿不定主意,去问姐姐。
    宪英说:曹爽必死无疑。
    辛敞说: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?
    宪英却说:怎么能不去?职守是人之大义,悲悯是人之常情。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。你是大将军的属下,当然要去救援,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。
    于是辛敞出城,曹爽也果然被杀。事后,辛敞不无感慨地说:幸亏向姐姐请教,差点成为不义小人。
    这样的女人,哪一点输给男人?
    还有严宪。
    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,十八岁守寡,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。后来,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。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,议论纷纷。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,司马懿则装病在家,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。傅玄受何晏压迫,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。
    族人说:何晏要灭傅玄,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。
    严宪却说: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,司马太傅(司马懿)则不过“兽睡”而已。卵破雪融的,当然自有人在,但绝不会是傅玄。
    结果不出所料,何晏被司马懿杀掉,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。顺便说一句,傅玄不比寻常。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,著有《傅子》等书,《晋书》有传。
    严宪的见识,岂非在众人之上?
    至少,远远超过曹爽之流。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,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。
    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。
    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,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。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(艺人家庭),地位很是卑贱。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,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。曹操因为反董卓,只身逃出洛阳,结果在中牟县被捕。消息传来,家中乱作一团,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。
    卞夫人挺身而出。
    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:曹君情况不明,为什么要惊慌失措?现在临阵脱逃,将来曹君回家,诸位可有脸面见他?再说大难临头,不正该同甘共苦吗?
    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,也非常敬重。因此,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,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。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,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,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,恭恭敬敬地侍奉,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。
    丁夫人也大为感动。
    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。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,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。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: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,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,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。
    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。
    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,也非常会做人。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,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,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。曹操问她为什么,她说:挑最好的是贪婪,挑最差的是虚伪,所以挑中等的。
    这叫什么?这就叫得体。
    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。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,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。卞夫人却说:丕儿能够成为储君,不过因为年长而已。至于我自己,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,有什么可庆祝的?
    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。他说:愤怒而神色不变,欣喜而举止有节,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!
    没错。这在魏晋风度,就叫雅量。
    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。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,却能不动声色,四两拨千斤。谢安想要纳妾,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。于是众人大讲《诗经》,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。
    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,当然知道《诗经》是怎么回事。于是故意问: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?
    众人答:周公。
    刘夫人说:难怪!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?
    呵呵,魏晋那些女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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